元宵节（元夕，或上元节）是宋王朝御定“与民同乐”的节日，除城中张灯之外，最有朝代标志的是在皇宫门口起鳌山，即《宋史·礼志》所说：“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，起露台，教坊陈百戏。”此风至南宋偏安而不减，甚至把预赏期提前到头年九月赏菊灯以后，于是使这个节日成了不思恢复、陶醉繁华的一个象征。确实“繁华”透顶，辛弃疾以瑰丽笔墨写出天上地下光色辉映的狂欢场面：地上彩灯，有如东风吹开千树繁花；天际焰火，宛若东风吹落缤纷星雨。尤其值得注意的，是那句“宝马雕车香满路”。南宋偏安江左，良马奇缺，《史记·李斯传》还把宝马列为中厩之马。雕车更非人臣之物，《宋史·舆服志》说：南宋“中兴后，人臣无乘车之制，从祀则以马，常朝则以轿。”这实际是以街上豪华一景，写皇家之所谓“与民同乐”。最高者提倡，自然就有仙乐般的凤箫声吹动，玉壶式华丽灯盏闪烁，热闹的鱼龙灯舞狂欢通宵。那些头戴蛾儿雪柳黄金缕的艳丽首饰的妇女，是仕女，还是乐伎？总之她们笑语盈盈，暗香缭绕，去赶热闹了。这里有两种“香”，宝马雕车的香，艳装笑语的香，均非词人要寻找的。他在人群里千百次寻找，颇有点《离骚》上下求索的精神。却在无意间一回头，发现要寻找的“那人”，原来在灯火稀落（阑珊）之处。此词最后聚焦于“那人”情结上，这个“那人”对于陶醉繁华的时风世俗，不是趁热的，而是冷观的。虽然用了美人香草的表现手法，似乎在追寻所思所慕的寂寞美人，但它用繁华反衬冷观，寄托着一种独立的清醒姿态。因而梁启超揣摩此词是“自怜幽独，伤心人别有怀抱”（梁令娴《艺蘅馆词选》引），是揣摩得颇出滋味的。至于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谈论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，必经过三种境界，而把此词的众里寻他、蓦然回首的最后几句，当成第三种境界。这已是讲的苦寻后的顿悟与豁然贯通，属于引申义了。
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把花木人格化，从而使之成为某种品格原型的诗学思维方式。王安石此诗，就是采取花木人格化的思维方式。以松、竹、梅为“岁寒三友”，较早见于宋代林景熙《霁山集》卷四十五《五云梅舍记》：“即其居累土为山，种梅百本，与乔松、修篁为岁寒友。”对松的推崇，已见于《论语》：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竹的名声，与竹林七贤相关，又有王徽之寄居空宅就种竹，说是“何可一日无此君”，这都是六朝时候的事。因此岁寒三友的排行，松竹居前，而梅成为品格原型，是与宋朝人有深刻因缘的。林和靖的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，赋予梅花高士品格，而王安石此诗却从志士角度，发掘梅花的品格内涵。这数枝梅花出处不显，寄身墙角，但它志气不凡，冲破寒冷的抑制，独立不倚地开放，敢为天下先。“遥知不是雪”，暗示其时积雪未消，才有梅、雪之辨，但是由于有一股暗香，一股并不轻狂张扬而以其内在品质沁人心脾的香气，就可以使人感知早春的生命信息了。这是一首咏物诗，它咏物的特点是把梅花当作一种可以同人进行交流的生命来对待，在物我互释中，创造了既超越出身、又超越俗念，高洁、稳健而有为的志士化的品格原型。南宋李壁《王荆文公诗笺注》卷四十说：“《古乐府》‘庭前一树梅，寒多未觉开。只言花似雪，不悟有香来。’荆公略转换耳，或偶同也。”其实二诗貌似神异，存在着本质性的点化，或者说王安石把古乐府对梅的观赏性转换为人格化了。六朝陆凯从江南寄梅花一枝给范晔，并赠诗云：“折花逢驿使，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。”这里把“梅花使”带上春天消息的行为，写得非常清新不俗，但它以“折花”代替“折梅”，在对梅花进行人格化的深度上还有待宋朝人来弥补了。
